汪忠镐院士一位院士的多学科之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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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汪忠镐,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二炮总医院名誉院长,胃食管反流中心创始人兼名誉主任。2003年非典期间,汪院士因为一场大病,开创了中国医疗学科新领域,在医学界引起震撼。

那时,汪院士出现不明原因的流涕、喷嚏、耳鸣,最初诊断为“过敏性鼻炎”,不久还出现餐后和睡眠期间咳嗽、咳痰、气短和憋气等症状,理所当然被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常规治疗后,症状稍有缓解,但咳喘屡屡发作,每每咳得死去活来,总感觉咽喉部被锁住了一样,几乎无法呼吸,凌晨2-3时会因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而憋醒,因强烈的窒息感而难以平卧,先后5次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最严重的一次已导致窒息、不省人事,抢救过来时,医生已给他开了《病危通知书》。

作为一名医生,汪院士坚信自己的病不是哮喘,但是什么呢?为了搞清病因,他踏上了艰苦卓绝的研究道路:查资料、翻文献、请教同行,逐步形成胃食管反流病这一诊断。后来他到消化科进行了24小时ph检查,重度反流,证实了胃食管反流病就是“致病元凶”,汪院士恍然大悟,困扰已久的致命性呼吸苦难乃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一种危及生命的呼吸道并发症——喉气管痉挛。后来在美国接受了腹腔镜下胃底折叠术和胃镜下射频治疗,夜间咳嗽、哮喘等症状神奇般的消失了,又恢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

经过这些事情,汪院士意识到,国人对胃食管反流病的认识严重不足,特别是由此引起的咳嗽、哮喘等症状长期被忽视,且得不到正确的治疗,所以他立志要救治同样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同类患者。他的这一迫切愿望得到二炮总医院的赞同和支持。在他的建议下,很快把国外一批先进专业的检查和治疗设备引进到国内,2006年4月29日,由汪院士领衔的国内首家“胃食管反流病中心”落户二炮总医院,专门设立独立的病区,配备了强大的医护力量,很快成为了独树一帜的优势学科。迄今为止,汪院士已为数万名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做出了正确诊断和治疗。

如今汪院士已经年近八旬,仍然每周都坚持义务门诊、去病房义务检查患者。医联有幸在国庆66周年之际,采访到了汪忠镐院士,一起来听听汪老讲述这段传奇经历。


两次死里逃生,锁定胃食管反流病

医联:汪院士您好,感谢您接受医联的专访。您是我国血管外科的奠基人,对血管外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投身到对胃食管反流疾病的研究亦领先于世界水平,您的“第二次创业”的初衷是什么?

汪院士:这需要说到我自己的“死里逃生”。 2003年“非典”盛行时,我出现咳嗽、喷嚏等类似于非典的症状,这在当时是很糟糕的情况,也是第一次不能到第一线去救治病人。到2005年,呼吸困难的症状变得非常严重。有次去太原会诊,夜里在宾馆突然发病,幸亏抢救及时,死里逃生。回北京以后,一年发病数次,呼吸困难,每次犯病都被送去抢救。

医生都诊断为哮喘,虽然我不是内科大夫,但多少也了解哮喘,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哮喘病。后来我几乎每天都发作憋气,每天坐着干活,晚上无法安睡,天一亮照样去上班。

后来终于在消化科查一查,最多一天反流200多次,最长一次半个多小时啊。查完之后排除了哮喘,是反流病,我非常高兴。这样针对反流病的对症药物治疗,感觉有所缓解,表现为平常每天凌晨两、三点一定要憋醒,药物治疗后延迟到凌晨三、四点。

为了救治和我一样同病相怜的人

医联:从这之后,您开始想到致力于胃食管反流的诊治研究吗?

汪院士:当时还没有。在2005年冬天又发生了一次窒息,同事都让我赶紧去呼吸科住院,我坚持不去,那么多病人等着我医治,我想总能挺过来的,最后还是昏迷在了门诊室。

当时症状发作致昏迷非常严重,还好最终也被抢救过来了。所以那次之后,我知道仅仅靠药物好像还不行,必须要进行彻底治疗。我的想法是,得做一个手术把食管贲门紧一紧。由于当时没有射频治疗,只有腹腔镜胃底折叠术,国内做过的医生也很少。所以我只能去美国找我最好的朋友,要求他给我做一个这样的腹腔镜手术。我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儿了。本来去之前已经说好,他也同意帮我做这个手术,但是去了美国之后,他不给我做了,原因是他认为我是哮喘。

尽管我自己认为并不是哮喘,但是当时的概念绝对认为是哮喘。正是我坚定的意志和积极的争取,真正地救了我,因为他给我做了。幸运的是,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做完手术,我整夜都呼吸顺畅。当时我让我的朋友尽量做得紧一点,紧一点会造成吃不下饭,这个我有思想准备。一个星期内我根本咽不下任何东西,第七天大便排不出来。出院以前我做了一个钡餐检查,第二天看见造影剂下不去,这我有思想准备。下不去不要紧,吃得多了,一口两口三口顶在那里,第四口第五口还是会压下去的。但是通过钡餐检查我偶然发现在咽部上方有一个尖嘴影像,这个尖嘴像一个喷嘴,下面的胃酸受到一定压力它就喷出来,形成一个喷射,有可能喷到气管、鼻腔、耳朵里面去。从我自己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我就觉得非常有把握,我应该救治跟我同病相怜的人,这样我就下了决心研究胃食管反流病。从美国回来,我用六天时间写完了《胃食管反流不容忽视》,发表在《科学时报》上。

治疗前二炮总医院的院领导去宣武看我时,我就说了我的想法——救治跟我同病相怜的人。但是究竟怎么救,这些病人在哪里,我并不清楚。当时的姜院长非常有魄力,他看重我的动机,马上给我成立了一个“胃食管反流中心”。这一下子把我逼在那儿。我是2006年3月25号做的手术,4月29号二炮总医院的“胃食管反流中心”就成立了。


突破重重困难,建立国内第一家胃食管反流中心

医联:新学科的初建和发展,当时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汪院士:我去美国先摸索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就着手实施。当时没有病人,就在医院门口两棵树当中挂了一个条幅——“医院义诊”。当时义诊是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病人不多,第二个周末再来一下,没想到这个周末让交通大队给赶走了,所以这个故事……不过好在第一个月我们总算诊断治疗了三个病人。

开始的难度确实挺大。首先是概念推广,有些同事问我,你们接诊的那些哮喘病人是如何诊断的?我说:“我知道呼吸科有专门的诊断方法,我们是把所谓哮喘当中那一部分不是真哮喘的患者筛选出来进行治疗。”

检查反流病的仪器都要从国外购买,医院支持力度也非常大。

除了概念推广和引进设备方面的困难,医生的缺乏也是很明显的。当时只有一个消化科大夫,其他的大夫都是没有毕业的实习生,就这些人坚持了下来。到现在第十个年头,已经有数万人得到了诊断,我们使用射频治疗的胃食管反流患者也有1600多例。

腹腔镜胃底折叠术也一直在做,有2000多例。我治疗的患者都是有食管外症状的,以前没有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方法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另外,哪家医院说要办胃食管反流中心,我都会去,估计跑了四五十家医院。

医联:当时推出“胃食管反流病”概念时,普通大众和其他相关科室医生并不太了解这个疾病,科室做了哪些工作,从医生层面去改变这个现状?

汪院士:我们科室一开始开展得很艰难:在各个医院做义诊,也写出一定的研究文章。这十年当中,每年都有1-2个研究生专门做这个事情,在技术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基因层面的研究并没有做下去,所有研究生都是研究喷射的机制。检查设备能查出来患病,但并没有看见反流液喷出,我们最后做到已经能看见反流液喷出来。


开创胃食管反流治疗的新方案

医联:目前国内受胃食管反流病困扰的人数大概多少?通常都是如何治疗呢?

汪院士:我们目前没有做过这样的统计,但是至少有10%的人群患病。新疆等地受饮食习惯的影响,发病率更高,可能有20%,但也没有确切的调查。上海、北京研究的患病率是9%左右,但是并没有包括食道外症状的患者,因为那一部分病人绝不会去消化科。呼吸困难会去呼吸科,耳鸣耳痛会去耳鼻喉科,还有一部分胸疼的患者会去心脏科就诊。胃食管反流病的患病率可能比糖尿病、高血压的患病率还要高,而且症状发作时可能是致命的。

正确诊断疾病是首要的,还要重视生活调理。过量饮食会犯病,患者需要一天少量多餐,所以我总结出的第一条是:一分钱不花能治病。第二种,各种各样的药物,但是药物吃一辈子是不行的,所以再往下就不行。我们新的第三四五种方法是以往没有的。第三种是射频治疗,在食管贲门进行射频治疗。第四种是胃底折叠术。第五种方法是对胃食管强制改道。

这一整套诊疗经验的推广是很大的工程,医联宣传之后,还要从国家的层面来推动这个计划。以前一年住五次院,一年花费十万,就我这样十年的病人就一百万,还不见得都活着。我那次手术之后,不需要持续服药,十年就省了九十万。这样的病人在国内还很多,应该为他们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案。

病人需要我,我就会来

医联:从血管外科到胃食管反流,您为无数患者解除过病痛,到现在您还坚持出门诊吗?

汪院士:我从来都是义诊,我经常出差不能稳固坐诊,让病人花几百块钱来挂我的专家门诊号,不一定能看上,这样也对不住千里迢迢的病人。你别看我没有门诊和挂号,但是我经常在诊室外我先看,最近因为我太忙没怎么来,以前几乎每天,病房我都去。因为我看完的跟我不看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医院里面一个血管中心,一个食管中心,都是我建立的,我一辈子的两个心血,所以只要对病人有好处,病人需要我就来。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病人的痛苦,我受不了。所有病人我都想办法让他100%地好转。当我自己呼吸困难的时候,谁给我一个10%的好转,我都谢天谢地。这是我濒死过来后的亲身体验,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医生都得过那个病才当那个科的医生。当年医院射频的导管断档,海关的问题,张家口一家医院有,我还要悄悄的把我的病人送过去(任何医院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病人送到别的医院去)。他们来一个救护车,把重病人弄上去,我自己陪着救护车过去,第一天入院,第二天治疗,第三天我就带着病人到门口解散(当然都是秘密的),所以真是拼着老命干活。


一辈子以病人为重,自然会有收获

医联:听您的讲述,都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所以您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有哪些?

汪院士:我觉得重心绝对是在病人那儿,绝不在钱那儿。我刚才说的义诊,不涉及一分钱。现在的医疗也是个产业,都要做大做强多赚钱,这个我是反对的。我总觉得,任何地方都可以去赚钱,但医疗事业谈赚钱确实不道德,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医改,真正做到公费医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永远把病人放在重心,我自己也觉得很难,但是我一直坚持下来了。我想对个人而言,应该那么做。

医联:您从医数十载,结合您的医路历程,能不能给当下的年轻医生一些成长建议?

汪院士:说实话,我提不出建议,我觉得不止是医学教育,小学教育就应该第一课应该是品德课。现在大学教的都是技术,技术容易学,现在掌握一门技术就变成了你的能力。一毕业就是奔着汽车、房子去,现在基本是这样的倾向。我1961年毕业,在北京协和医院呆到1986年。从1961年到1980年一直拿着56块钱的工资,我爱人才42块,加起来90几块钱,还有两个孩子,还有双方的父母,我始终坚持,照样是看病手术。我到现在一直没有星期几的概念,我不知道星期六星期天,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有事情你做好那件事情,没有事情你找事情做。创新是副产品,人们总让我去讲创新,我说我不是创新的人,如果说这个手术是我发明的,那叫创新,实际上并不是我为了创新才发明这个手术,而是那个病人到了那个程度,我只能用那个办法去解决,而这些办法不是书本上有的。

大医至诚

汪老说,无论是攻克布加综合征还是研究胃食管反流,都不是他的选择,而是病人的需要,病人需要他研究什么他就研究什么。他认为探索胃食管反流的路还很长,他还有很多的事情想做,要加强对患者的教育,要加强多学科间的交流,要尽可能多地救助和自己同病相怜的患者。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希望,为无数医者树立了榜样,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身为医者的责任和道义,无关其它。